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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背景是江苏高邮乡村

2018-11-19 04:03 - 织梦58 - 查看:
1986年,格非的短篇小说《追忆乌攸先生》在《中国》杂志发表。《追忆乌攸先生》使用的叙事手法与传统现实主义完全不同,几乎同时,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与残雪的《山上的小屋》

  1986年,格非的短篇小说《追忆乌攸先生》在《中国》杂志发表。《追忆乌攸先生》使用的叙事手法与传统现实主义完全不同,几乎同时,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与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先后在文坛引起轰动。一个与传统写作彻底决裂的群体形成了,一时间,赞美与责难同时涌来。与同时期的第二代新诗群及85新潮美术不同,所谓的“先锋小说”尽管与传统小说泾渭分明,但是自始至终没有以一个集体的姿态发表过任何宣言,而保持着一种松散的写作上的联盟。

  1987年,《收获》杂志6月号集中发表了王朔、格非、苏童、余华等作家的作品。这一事件被一些人看作是先锋写作的一次集体亮相及这个群体形成的标志。

  2004年,格非沉寂十年,发表新作《人面桃花》。这位昔日先锋的回归再次使许多人提起“先锋写作的消隐”这一显得有些陈旧却总能唤起一场老生常谈似的讨论话题。对这个迅速形成而又迅速瓦解的写作群体,格非不想过多评价。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这段历史形成的经验性细节和当时文化圈的某种生态环境。

  对迅速形成而又迅速瓦解的“先锋小说”写作群体,多年以后格非不想过多评价。

  你生于1964年,与赵振开、阿城、马原等差了十多岁,不属于知青一代。而与第二代诗人中的韩东、于坚等年龄相仿,文革的时候正上小学。和知青一代相比,你感觉有什么差异,当他们在1976年到1981年这段大转型时期,体验到巨大变化,冲在新思潮前沿的时候,你的体验是什么?

  一般讲,十年一代。但我在跟他们的交往中从没感到有代沟,和他们聊天就跟同龄人一样。文革阻断了文化的传播,一件事儿,过了五六年还是热点。比如我们都听样板戏、都读《烈火金刚》……这都是10年不变的,所以,我们的文化背景基本相同。这跟现在的情况很不同,90年代以后突然加速,5年就能划出一代来。

  但是,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并没感觉有什么变化。一直到1980年,我都觉得和过去没多大区别。直到日本电影《望乡》上映了,我才特明显地感到,时代不一样了。电影里第一次出现裸体镜头,而且讲的还是一个妓女的故事,那时候连农村的老人都在说这事。另外,我上高中的时候,每天晚自习前都要和同学一块,到一些公开放电视的露天场所看《加里森敢死队》。后来,大家开始私下串邓丽君的磁带。我觉得电视和录音机的普及加速了这种变化。

  从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以后,高考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你在1981年考入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是在高考制度确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大学生,对高考有什么体验?

  上大学前,我没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没想过要做什么,没想过要学什么,至于上大学会怎么样,也没想过。

  当时,中文、历史就不怎么吃香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但是,因为我的理科成绩糟糕,所以老师就叫我学文科试试。我那时很能背,一上来就把一本历史书背下来了,很快,成绩就非常好,老师看了很吃惊,就觉得我一定能考上大学。

  1980年,第一次参加高考落榜,父母叫我学木匠。因为很偶然的机会,我在次年再次参加高考,并考入华东师大。

  在填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中文,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我学过,心里有底。其他一些学科虽然比这个热,如经济、环境、管理等,但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我父母都是农民,对这些事情不大懂,但就是不大赞成我学中文,因为在南方农村,有好多没用的秀才,因为没手艺没生计叫人很看不起。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觉得写文章很危险。

  上大学无疑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从江苏丹徒农村到上海华东师大,这对你是一次跨越吧?

  上大学前,城市和大学在我心目中是完全神秘的地方。在去上海读大学前,我只进过一次城。临考前坐车去了趟镇江。我离开家根本找不到路,所以哪儿也不敢去,在车站附近买了点东西,很快就回来了。农村和城市是两个世界。我姑妈是上海人,他们那时从城里来看我们,全村都当成一件大事。刚到上海的时候,我很不适应。觉得这个城市又脏又乱。

  1981年,正是诗歌开始流行的年代。后来许多诗人作家都是这个时期从大学走出来的,华东师大当时是什么氛围?

  对我们这些刚进大学的新生来说,诗人在大学里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敬佩的特殊群体。这些人披着长发,无拘无束,性格外向,举止特异,说起话来很神秘,周围总是有很多漂亮女孩。当时,大学里边文学社团格外多,甚至一个班里就有好几个社团,华东师大那时是上海高校社团的中心,复旦、同济的很多活动都围绕华东师大展开。华东师大最著名的社团是“夏雨诗社”,他们办了一本全国闻名的校园诗刊《夏雨岛》,影响非常大。“夏雨诗社”的主要领导是宋琳和张小波。宋琳与我同系,大我三届。张小波是教育系的,虽然只比我大一届,但已经是诗社的核心了。除此之外,当时比较著名的还有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在我们这些新生看来,他们都是难以接近的大人物。那时候,好多同学一回宿舍的话题就是,今天我在哪里见到某某诗人了,表现出一副很激动的样子。

  我之所以选择写小说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乡村背景。一个城市人很自然地会选择诗歌。一个乡村人也会很自然地选择小说。在农村,我接受的教育是混乱的。真正没读过几年书,老师不愿意去上课,就没书读了。双抢的时候,还要停课跟生产队收稻子。每年夏天,村子里走南闯北外出打工的人们回来了,都会聚在弄堂口讲故事,这使我从小就知道了一大堆故事。写小说恰恰可以为这些记忆找到一个出口。另外,诗人的性格一般很外向,而我是一个很沉默的人,不大喜欢张扬。

  大三时,我和几个同学发起了一个散文社团“散花”,《散花》既发表小说也发表散文,比我晚两届的李洱也是成员之一。此时,全国的诗社都走入了低谷,夏雨诗社濒临解散,《散花》只是在校内有些影响。

  我从大三开始拼命投稿,每隔两周,就会有一批稿子被退回来。当时常投稿的都懂得玩些小手段,比如将两页稿纸粘在一起。为了在退回来的时候知道编辑看没看过。结果好多时候,退回的稿子,仍然是粘着的。看着自己的作品寄出去,人家连看都不看,心情别提多难受了。

  有一次,我向东北的《小说林》投稿,1万多字的稿子,编辑改了很多,但最终,还是没有发出来。直到1984年,我才在《小说界》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这篇小说写一个乡村选举的题材,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跟我后来的创作关系不大。

  你上大学期间,正是翻译外国现代派作品的第一个高潮。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家的著作,是怎么阅读的?你的阅读与大学课程是一种什么关系?

  中文系那时给学生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读书计划,指定每个学生必须读100本名著。

  《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我每期必看。这两本杂志率先翻译了不少现代派作品。

  那时候,学校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图书馆进来什么好书很快就被“偷”了。说偷其实也不完全是偷,就是借了不还,谎称丢了。因为学校开始定的罚金便宜,丢书罚三倍,后来因为丢的实在太多了就涨到6倍,但还是有人“偷”。像《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样的书,偷出来以后就在大家手里传阅,传到你那儿要很快读完。现代派的作品当时还是难找的,但越难找就越想看,而且有个规律,越不容易找的书,越是大家推崇的。这些书中,对我创作影响比较大的有福克纳的乡村题材小说和格里耶、博尔赫斯等。

  同时代的国内小说,我比较喜欢阿城,尤其是《孩子王》,也很喜欢方之(韩东的父亲)

  的《内奸》。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是汪曾祺。刚看到他的小说,特别震撼。汪曾祺小说背景是江苏高邮乡村,这个背景特容易叫我产生共鸣。

  从你在大学的读书线索看,你当时的价值体系已经建构得很成熟了。但是,在创作上,好像还没找到后来那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来的?

  大学毕业,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南京,进江苏作协。一个是留校任教。我想去作协,但父亲希望我能留上海。盘算了很长时间,最终还是留校了。我进了华东师大写作教研室,先培训,很长时间不上课,有大块闲功夫,我又开始写小说。这时候,我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把写作当成个事业对待了。这样就跟学生时代那种浮躁特别不一样。

  《追忆乌攸先生》是在火车上完成的。当时,我对面坐了个女孩,是个音乐老师。我跟她聊天,说到我写小说。聊了一会儿也没什么聊的了,我就拿出日记本,想写个东西。一开始是想在她面前显示一下我的才华,写好了给她看。完全抱着游戏心态。

  但一落笔我就感觉和以前写东西特不一样,我记得第一句好像是“当……时候,我……”特别有感觉。于是就写下去,写着写着,我就不想再给她看了。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里,另外也觉得这么荒诞的故事她也未必喜欢。就这样到上海的时候我写了4000多字。回家我就把这个故事撂在一边了,觉得这东西根本发表不出来。

  没多久,写作室的徐芳老师说晚上有个《中国》杂志编辑要来,要我一块去跟着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中忱(就是我们现在系主任)。饭桌上,王中忱问我写东西吗?我说写点。你知道,一般编辑特怕看东西,没听说的作者尽量躲着,我以为他问我无非走个过场,谁知道他马上就向我要东西。我说我只有一篇,就给了他《追忆乌攸先生》。他看了之后,就带走了。没想到半年以后就发出来了。然后还请我去参加笔会,请一个只发过一次稿子的不知名作者参加笔会,闻所未闻。

  我的第一篇小说一下子产生了影响,此后的《褐色鸟群》等作品陆续问世就很顺了。

  当时“先锋小说”写作圈形成了吗?你和马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你们的小说在刚出来的时候,有怎样的影响?

  我写《追忆乌攸先生》的时候,马原和残雪还都没怎么发东西。只知道马原发了《冈底斯的诱惑》,在文坛上,震动很大。1986年,马原来上海,是上海作协一帮人陪着,地位很高。他那时候很傲气。一天晚上,我被人拉去跟马原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一直没交谈。酒过三巡,一群人全争着去付账,饭桌上就剩下我们俩。马原觉得不理我有点不合适,就问我做什么的。我说我在华东师大教书。他就问我写不写东西,我说我不写。他就用前辈教导晚辈的口气说,你别写东西,写东西很苦,文坛太黑暗什么的。

  后来,我和宋琳又去看过一次马原。上大学时,我们很崇拜的宋琳,结果在马原面前像学生似的,随便被训。

  我拿了我写的东西给马原,马原说留下来我看看吧。后来我又去找他,问怎么样,他只说了四个字“过犹不及”。

  我问他什么叫“过犹不及”,他就说不及为不及,过犹不及。我也不敢再多问,回去琢磨了好几天。马原那时候就是这样,说的话叫你想半天。

  我感觉,文学群体依然像诗歌和当代艺术一样,在90年代,被一种力量迅速地消化掉了,它是被什么消化掉的?

  小说与诗歌及当代艺术很不同。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化的创作,而不是一种行动似的,宣言似的东西。从一开始,我们就极力反对这种东西。美国一个出版商曾出了一套我们的集子,封面是政治波普味道的毛主席像,书名是《毛主席看了不高兴》,当时大家看了都很不自在,这等于把这件事简单化了。

  后来,有许多人批评先锋小说脱离生活,玩纯形式。这其实也很片面。先锋小说本身是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接受的,但是,小说的形式又不像诗歌、美术,很容易与主流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所以,它一直没遭遇诗歌美术的困境。但是,最终它被消化掉的背景是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的。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县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迄今著有《格非文集》、《小说叙事面面观》等。新近出版长篇小说《人面桃花》。 (口述:格非 本报记者张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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